“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。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——罗伯特.卡帕

　　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，三个年轻人并排坐在西班牙干涸的土地上，每个人都穿着肮脏的咔叽布衬衫，还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才会有的微笑。
　　他们是，欧内斯特.海明威；尤里.伊文思；还有，罗伯特.卡帕。

　　1936年，许多后来的艺术大师纷纷来到内战中的西班牙，支持共和国的斗争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那是一个交织着苦艾酒、女人、斗牛以及革命的迷人岁月。生命的价值因为正义、热诚变的简单，锐利。甚至，还糅合着一种亡命的魅力。

　　在那场失败的战争中，海明威写下《战地钟声》；尤里去中国采访抗战；卡帕拍摄了他的成名作《自由战士之死》，然后埋葬了被坦克碾死的妻子塔罗。

　《自由战士之死》拍摄了一位共和国士兵中弹倒地的瞬间。就象一幅古典的油画一样，死的很诗意。刚刚跃出战壕的人，被飞来的子弹徒然射中，生命随即嘎然而止。无论多伟大的理想，最后都被羸弱的生命个体承担着，而这种生命个体的消亡，却带着无法言说的命运的力量，不可抗拒，也因而有了宿命的美。

　　看着这张照片，卡帕也许会常常想起塔罗。这位姑娘青春活泼，在他最贫困潦倒的时候，象阳光一样照耀着他，帮他开辟事业，出谋划策，甚至陪着他四处招摇撞骗。这位姑娘带给了他最初的幸福。战争结束后，卡帕出版了《西班牙内战》，在扉页上，他写着：

　　献给塔罗……

　　卡帕永远微笑着，扬着两条著名的浓眉。这个与海明威是生死之交的亡命徒以勇敢和疯狂著称，总有着一股冒死前进的血气方刚。他作为战地记者追随盟军席卷欧洲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战役。诺曼第登陆的时候，他是第一批上岸的人员之一，那一天，盟军死了将近6000人；进攻法国的时候，他随队一路冒死突击；他甚至披挂所有装备参加过盟军的空降行动，从几千米的高空跳下……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，他甚至还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行动。

　　1954年的一个夏天，卡帕跟在一队士兵的身后，行进在印度支那的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里。一声巨响过后，一个操着蹩脚法语的越南军官跑到一名美联社记者面前：

　 “那个……那个罗……”
　 “上帝啊！”
　　
　　当记者跑过去的时候，卡帕已经是一堆碎片了。他踩到了地雷。
　　相机的底片被冲印出来，最后一张，正是那队士兵小心翼翼的穿过麦田…….
 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认为罗伯特.卡帕奉行着一种非常尖锐的新闻摄影观念，既——“在事件当中”。他的作品不是冷静、旁观的，而是非常的感性，是对事件淋漓的体验。从客观上讲，那不仅仅是作品的风格，而是因为那是他的气质，他的为人。

　　卡帕，是一个典型的狄厄尼索斯，一个不折不扣的酒神般的人物。终生嗜酒，酷爱豪赌，自塔罗之后，身边从未缺少过女人，放浪不羁。许许多多的战地记者最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。我曾经看过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摄影记者的访谈，面对摄影机的时候，他谈言，他一度精神极度分裂，甚至选择了毒品，而拍拖那些黑暗日子的过程本身，既是一场持久的噩梦。最后，他流泪了，镜头久久的凝视着他，所有的人都沉默着。

　　这些人实际上与普通的人没有两样，然而当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生活的层面，人的层面，他们所要面对的苦难和悲哀却更加沉重，救赎乃至抵达彼岸的路途依然遥远，他们没有比其他人更好的捷径，也许，比其他的人更容易动摇。

　　无数的人因为那些身临其境的照片而感动，亲历那些苦难并加以保存的痛苦则必须由摄影者自己的心灵去承担。那种淋漓的体验，蕴藏的正是那亡命的气质，亦是他的宿命。

　　有的时候，我想，也许真的是一颗子弹结束两个人的生命，自由战士之死，以及，另一个自由战士的另一种死亡。踩到地雷，只是时间和形式的问题，亡命早已命中注定。